在20世纪的后半叶，可以说管理学发展完全是映照在现代主义光环之下的，“敢于求知”成为管理学新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概略地说，现代主义指的是20世纪后半叶这一特定时期的管理学思想信念和理论范式。在对现代主义的遗产进行具体分析之前，首先要追问现代管理学范式从何而来，其理论的支撑点是什么。一般来说，现代管理学中除了“权力”“权威”等个别词语外，其余词语大都是对应或者说是对立的关系：激情和现实、普遍性和特殊性、团队和个人、理论和实践、学术思想和管理技巧等。当然，还有管理学精英和管理的实践者。从现代管理学范式的理论支撑点来看，理论剪刀、双面胶水和启蒙辩证法是其三大法宝，这也是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留下的重要文化遗产，并且有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的趋势。第一，“二元对立”的理论剪刀。毋庸置疑，现代管理学留下一把无坚不摧的理论剪刀，组织及其管理的任何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管理理论的评判标准先是管理的科学性和人本性、技术性与群体性、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早期的理论代表是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学派的理论，随后是系统科学性和管理的艺术性，其理论代表为系统管理学派的理论和组织行为学派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学家的心路历程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种理论剪刀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依然“宝刀不老”，诸如轰动一时的管理的理性面(rationalside)和管理的艺术面(artside)、硬性的管理(hardmanagement)和软性的管理(softmanagement)之争，以及科学主义范式(scientistparadigm)和人本主义范式(humanistparadigm)之辩。可以说，管理学整个100年的发展史的每一个阶段，无不晃动着理论剪刀的影子。这些理论剪刀对“古典管理学”和“现代管理学”的划分不再是纯粹的时间概念，而是成为两个相互映照的时代。一个是管理技术与管理艺术的决斗，一个是系统科学与人性关怀的对垒。一个时代重科学逻辑思想和理论解释，一个时代强调人性关怀和偏向专业研究。组织行为学大师道格拉斯·麦克雷戈是运用这把理论剪刀最娴熟的管理学家之一。麦克雷戈(McGregor,1957)强调了解人的本性与行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他提出了对人性的认识的“X理论”(TheoryX)和“Y理论”(TheoryY)。264严格地说，麦克雷戈的理论剪刀的基本立足点在于“经验阐释”。在麦克雷戈看来，对经验的敏感，是行动自由的基本前提，否则人性的展开就毫无道理。但由于经验所具有的散乱性和盲目性，使得它经常发生变异，时而被权力所异化，时而被狭义的政治所利用。因此，理论剪刀必须对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认识，既有对感性经验的警惕，又不被它所蒙蔽，因而理论剪刀需要对经验重新审视和综合。在大范围内激活一种有待张扬的新经验，以及对旧经验和它所产生的感受惯性的批判，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雷戈同时关注一件事的两面。从麦克雷戈开始，“二元对立”的理论剪刀成为组织行为学的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器，衍生出结构维度的领导和关怀维度的领导、关心生产(concernforproduction)的领导和关心人(concernforpeople)的领导等“二元对立”范式。事实上，理论剪刀的产生由来已久，其核心是各种理论范式的基本假设。德鲁克(Drucker,1999)指出：“社会科学对事实有其自成一体的基本假设。这套假设构成了这门科学的范式，管理学也是如此。在这个领域中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视这些基本假设为主题。同时，这些假设也决定了对这一领域关注的焦点，大体上决定了他们忽视或重视的部分。”265理论剪刀的存在使理论范式和日常话语里充满敌我、好坏、善恶的二元公式，管理学家们试图远离这种话语的行为，但往往无法逃脱二元公式侵袭。剩下来的只有顺从和反抗、忠诚和背叛。面对一种垄断性力量，无论亦步亦趋还是针锋相对，都难以逃脱一种镜像关系。一些管理学家们一方面猛烈攻击“二元对立”的模式，另一方面在攻击的同时又重蹈覆辙，拒绝一种“二元对立”可能又成为另一种“二元对立”的特殊表达方式。除非像德鲁克那样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来研究组织及其管理问题，可以从中抽身而出，否则很容易迷失在二元公式里，陷入自我循环。这说明，管理学的两极始终同时存在，但在特定的时期，这两极是相互排斥的。这种内在冲突在于管理学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基因和生存条件，“分离的管理学”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管理学自身并不是完美的、和谐的和完整的，我们面对的是组织及其管理的不同部分或不同的价值之间的冲突，现代管理学正是这种二重奏的管理学，而管理理论发展追求的恰好是这种二重奏相互融合产生的和声。所以，不必完全禁用理论剪刀，而是需要对它的过度使用有所控制。严格地说，并非所有的二元框架都有问题。但是如果认定管理学精英是中心、管理实践者是边缘，那么这种二元框架实在说不上是洞见，无非是管理学精英和管理实践者的“二人转”模式。第二，“二元互补”的双面胶水。有部分学者以“既……又……”这个连词作为理论联结的双面胶水，试图弥合理论剪刀制造的破碎图景。比如，强调管理理论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既有科学逻辑的理论又有人性关怀的艺术，既要注重科学又要注重人性等。事实上，早期的美国政治学家、管理学家玛丽·帕克·福列特(MaryParkerFollett,1868-1933)正是这种双面胶水的代表。她指出：“我们应当记住，我们永远不能把人与机械截然分开。”福列特(Follett,1941)在其所著的《动态的行政管理》中提倡参与式管理，即管理者与雇员之间的和谐。对于科学主义范式，她强调决策应基于具体的场景及责任。福列特预言：“对工商领域中人际关系的研究与对生产技术的研究密不可分。”玛丽·帕克·福列特对双面胶水的总结颇有代表性，她说：“当我们的思想挣脱不出‘非此即彼’的桎梏时，我们将会鼠目寸光，左右碰壁，成功渺茫。千万不要让‘非此即彼’埋没了我们。比‘此’‘彼’两种选择更好的办法极有可能存在。”她强调，整合(integration)是唯一具有积极作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通过先“暴露”(exposure)出真正的冲突所在，然后把“双方的冲突分解后再变成相互关联的部分”的方法来实现。266严格地说，权变理论学派是运用双面胶水最纯熟的代表。权变理论学派巧妙地引入环境维度或处境性维度(contextualdimensions)作为“二元互补”的黏和剂，强调管理实务取决于环境，即随机制宜的或因情况而异。时任美国内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ofNebraska)管理系教授的弗雷德·卢桑斯(Luthans,1973)在1973年发表了题为《权变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路径》的论文，提出要用权变管理理论来黏和其他所有的各个管理学派的理论。卢桑斯认为，面对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的“管理理论丛林”(TheManagementTheoryofJungle)，权变理论这个双面胶水被赋予了清理丛林和指引道路的重任。卢桑斯在论文中指出：“所谓的权变路径，有时称为情境的路径，到现在仍只是刚刚兴起。也许1980年以后，这条路径将能引导我们从管理理论丛林中打出一条出路来。”267然而，权变理论的不足在于环境变量并非新东西，管理人员早已体会到没有一种可以普遍适用的最佳方法，而且权变理论难于确定所有的随机制宜有关因素并指明它们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可能是很复杂的。当然，这种“二元互补”对“二元对立”构成互补，自然具有它的价值，可是它依然没有改变理论剪刀的规则，最多只是先用剪刀把东西一分为二，再用胶水把分成两半的东西拼在一起。比如，美国管理学家和管理思想史学家，美国大卫－罗斯－博伊德大学管理学教授丹尼尔·雷恩(Wren,2004)博士在最新版的《管理思想的演进》一书中指出：“当我们学会把组织的技术问题同人群问题更好地联系起来，管理学的综合就会实现。”268但联想当年，作为管理思想史学家的雷恩(Wren,1979)在《管理思想的演进》第一版预设了“作为一个管理学家，怎么看管理的实践者”这个命题，就可以发现这种“自剪自拼”模式的问题所在。雷恩在批评“二元对立”的同时，已经承认了管理学家和管理实践者、个人英雄主义和非精英的一分为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常态。况且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各种理论范式的“硬核”(hardcore)和“保护带”(protectivebelt)269的不同，要想用双面胶水将其拼在一起，往往很难实现。虽然在有些情况下破镜可以重圆，但用双面胶水拼在一起的碎片，无论多么整齐也会留下痕迹。第三，启蒙的辩证法。启蒙是现代管理学的关键词，启蒙叙事是现代管理学的“元话语”，它为其他叙事提供合法性，自身却无需验证。那时所说的启蒙叙事，也是在管理的科学性和管理的艺术性、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二元框架内展开。启蒙(enlightenment)，按照德国著名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Kant,1784)1784年在哥尼斯堡所作的描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敢于显示智慧(Sapereaude)270！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71管理学新启蒙运动强调启蒙是把人从愚昧中解放出来，不做愚昧的奴隶，希望人们有理性。但是，启蒙运动使管理学精英和管理实践者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师徒关系，导师们持双重标准，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追求唯知性目标，揭破管理实践者们日常使用的假设，伸张启蒙，教育者可以“不经别人的引导”；认为管理实践者注重实用性目标，且由于缺乏理性而“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因此，管理学新启蒙运动所要达到的目标恰恰就是康德所说的“不成熟状态”，它并没有扭转人们的思维定式和拓展人们的思维视野。启蒙者成为先驱，被启蒙者成为后进；启蒙者是觉醒者，被启蒙者是沉睡者；启蒙者呐喊，被启蒙者沉默。理论剪刀再次大显身手，生产“二元对立”；各种双面胶水应运而生，生产“二元互补”。与它们相配套的是一种启蒙辩证法，对一个理论范式的认识先把人们分为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两个方面，然后是阐述两者的辩证关系：没有启蒙者哪里有被启蒙者，没有被启蒙者也就没有启蒙者；既不能离开启蒙者谈被启蒙者，也不能离开被启蒙者谈启蒙者，启蒙者和被启蒙者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启蒙辩证法看似是绕口令，却是管理学家的灵丹妙药，是管理学家将“二元对立”的理论剪刀运用于方法论范式的经典写照。主流实证主义学者、德国曼海姆大学(UniversityofMannheim,Germany)教授阿尔弗雷德·凯萨(Kieser,1997)认为，启蒙范式是一个处方(aprescriptionofdrugs)，只是流行的修辞。当一种新时尚受到富人、名人、有权势的人和有影响的人追随时，其他人就蜂拥而至，使之成为时尚的修辞(fashionablerhetoric)。只有不尊敬时代偶像的傻瓜才会抵抗，有谁敢反对有利于进步、提高组织效能和效率的好处方呢？管理学新启蒙运动所形成的奇特师徒关系表现为被启蒙者成为启蒙者手下的牵线木偶(marionette)，启蒙者则心中有数，无论什么新处方都有其功用。抛弃了旧处方，就击退了老敌人。无论如何，新处方只要求简单的隐喻(metaphor)，无需复杂的经验证明。新处方所取代的不是垃圾，而是曾经完美的处方。这些简单隐喻含意越模糊越有效：被启蒙者可以从中读出的很多的可能性。272这样的隐喻一定要许诺巨大的挑战和丰厚的报偿，尽管风险会很高。总之，它们绝不能失去想象或“想象力”(images)273。迄今为止，这种启蒙辩证法依然控制着我们的思维，现代管理学家对启蒙的怀念也就是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二元框架的怀念，对那种奇特师徒关系的怀念，它与康德所说的启蒙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要时时牢记别人的引导”，这就是现代管理学新启蒙运动的宗旨。或许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种启蒙辩证法称为“庸俗的”，但未必能够跟“高雅的”启蒙辩证法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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