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主要谈司法。司法是社会政治制度当中极为重要的一环，那么，周敦颐先生在这一章中是如何谈的呢？它在儒家学术中，又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大家都知道孔夫子以及他所代表的儒家，向来都是以“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作为最基本的标准来衡量世道人心，并以此来教化民众。而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是牢牢立足于个人的修养，立足于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家庭，从修身齐家这些最细节的地方，进而扩大到整个社会。这是儒家的一套基本理念。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刑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之间，还是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虽然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作为对社会的教化核心，但是也并没有因此就忽略了刑法，毕竟对于复杂的社会而言，还存在教化所不足的地方，还是有教化抵达不到的角落，还是有屡教而不化的人心。那么，面对这些该怎么办呢？只有借助刑法，以司法制度来弥补教化之不足。孔夫子第一提倡的，肯定是教育、教化，但是对于教而不能育、教而不能化的漏网之鱼，就必须施之以刑法。所以我们也要看到刑法在儒家思想中的作用。其实，先秦诸子中的法家思想，其发端还是要溯源到荀子那里。大家都知道，荀子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儒家人物之一，而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都出自他的门下。

前两天看到一个朋友的博客，他的一篇文章被天涯作为热点博客放在首页上，题目是《孔子是杀人犯》。他说孔夫子在鲁国当官，上任第七天就将一个叫少正卯的人杀了，此人是鲁国的一个大夫，也相当有名望的。这位朋友暗指孔夫子表面一套，看上去是温柔淳厚，背后却心狠手辣，一旦大权在握，转眼间就将一个社会名流给杀掉了。那么，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朱熹就认为孔夫子没有做这个事情，是后人栽赃的。这个事件最早是出现在荀子的著作中，荀子是法家思想的早期渊源，他的著作中记载孔夫子杀少正卯，是以社会治理不能离开司法的角度出发的，是为法家正名。但是，荀子之前的典籍里面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不过，我们可以仔细推测一下，当时孔夫子在鲁国做官，是为大司寇，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长，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不牵涉到签署一些杀伐决断的事情，似乎也有点不可思议。更何况在当时那个时代，正是春秋时期，可以说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了乱世，乱世用重典，这是千古不易之理。

荀子讲的这个故事里，孔子杀少正卯的理由有五个：一是其“心达而险”，说这个人心很细很精，什么东西都看通了，但是心胸险恶，非常功利；二是“行辟而坚”，行为怪僻，违反了社会常态，并且性格极其坚执；三是“言伪而辩”，他非常善辩，但是言辞虚伪，说的都是伪科学、伪道理，就有点像“范跑跑”为自己辩解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四是“记丑而博”，此人知识面非常广，博学强记，但记的都是丑恶的东西、阴暗的东西；五是“顺非而泽”，他顺从于非理邪法，不以为耻，还到处宣扬。孔子认为“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是五条皆犯，并且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有不少追随者。所以，我这个朋友的博客中说，孔夫子不推崇言论自由，民主意识不行，算是最早打击言论自由的人。

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孔子是两千多年前的人，我们不能以现代人所谓的民主自由的观念来要求，更何况乱世用重典，非常时期就要有非常的方式。当时社会人心已经极度恶化，处在非常危险的状态，这种情况下，还有人用歪理邪说去煽动，那就很容易出大乱。就像这次大地震，为什么各种报道都在宣传光明的一面，尽量减少甚至不宣传负面报道？就是因为在这个非常的时候，就必须要有非常的选择。如果大地震以后，就马上去追究地震局的责任、曝光什么救援不利、建筑偷工减料、贪污腐败等负面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要明白当务之急是救人，这是重中之重！抛开这个问题而谈论负面的东西，容易引发混乱，引起人心的不安，那就与当前救人赈灾这个主题不相和谐，对整个赈灾工作就会起到反作用。这并不是说相关责任、相关问题就不去追究，一定要追究，而且一定要追究到底，严惩不怠，绝不姑息！只是在当时救人第一的情况下，要分清轻重缓急才行。

所以我们要看到，假如历史上真有孔夫子杀少正卯这件事，那么在当时的时节因缘下，也是无可厚非的。下面我们看看周敦颐先生是怎么来谈刑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