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老子的思想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传抄、议论于周王室、诸侯国的国君、大臣，而且老子也听到他们对他主张的反馈，也就是这一章感叹的，那些人都对老子的话不理解，认为不好做。估计是听得多了，老子才会发出这种深深的感叹，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言有宗，事有君，这两句话，承上启下，是对不理解他的人的一种责备：我的话都有根据，你们却不听；我说的事都很靠谱，你们却不去做。反而说什么不易知、不易行，这都是无知嘛！老子接着感叹，就是你们这些无知者，才是不理解我的人。

所以说，能理解我的人是很少的，能遵照我说的去做，那就更是比稀少还显得宝贵了。怎么办呢？圣人岂不是无知的人只看到的穿着粗陋的外衣，却不知绝世美玉揣在身上吗？

不要说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哪个不是被褐怀玉呢？扩而言之，中国历史，自屈原而下，至贾谊、至嵇康、至李白、至苏轼、至李贽、至郑板桥、至徐渭、黄公望、八大山人，都存在着一种中国式的文人悲剧：被褐怀玉的孤独，或怀才不遇的感叹。在中国艺术中，这种现象更突出。

因为被褐怀玉，这些诗人、文人、画家都将其身世之惑、生活之感、知遇之情全部投注在自己的作品中，这些作品也因此超越他们的肉身而不朽。

被褐怀玉、怀才不遇，在商业为尊、成功导向的发展阶段，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自命清高的人格缺陷。当今学而优则富、不学无术也富的成功者，与传统中国学而优则仕、通过考试跳过龙门变成官僚的学子，其思想境界还是在一个水平，不是因为官本位变成钱本位就有了本质的不同。

一个时代，乃至一部绵延3000年的中国历史，需要有特殊才华的人（以下简称“才人”），必然怀才不遇、必然见忤于世、必然当时困厄、必然屡经患难，才能创作出传世作品，这不是个人的人格缺陷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历史的悲哀、族群的悲哀。

乔治·萨顿说：人类的历史具有两重性：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群众的历史；而精神的历史大体上是少数个人的历史。当我们看到莫扎特因为贫穷而被欺负、窘迫，死后都买不起棺材，草草下葬，怎能不感到人世的不公！

如果社会的进步，让有才之士可以享受现世的荣华赞誉，这将是历史的进步，时代的进步，甚至意味着族群的进化。

从历史的眼光看，真正的“才人”只有两类：一类既获得当世赞誉，富贵权力，又能留下千古作品，如曹操、晏殊、王安石等；一类是当世坎坷，后世留名，如前面所述诸人。在中国历史上，后一类人，看来更多些；即使在前一类人里面，才情与作品，也不是权势富贵的敲门砖，而是权力财富的装饰品。

于是，我们窥见到一些历史的真相：才华与权力富贵之间的关系，可能大概率是不相关，小概率才是有交集的。以才华而干政求富贵者，恐怕难免屈原、贾谊之遇。即使近现代的陈独秀、瞿秋白等，依然是同样命运。

如此，以“才性”论成功者，可能都是指鹿为马：成功的大概率可能，与才性无关，非为今日，自古而然。若有才是成功之本，就不能解释“刘项原来不读书”是中国式开国帝王的起源。其他的成功因素如道德、性格、仁义、真诚等等，皆非成功的驱动力，而是成功者身上的一个装饰物。这个饰品符合当世的主流价值，就会被认为是楷模；如果与当世价值观不相符，就会被解释为特殊人物的“异秉奇能”。这是对成功者价值的逻辑解释。

中国知识分子，那些被褐怀玉、怀才不遇、远离庙堂、甚至困厄一生的古代文人们的历史价值究竟是什么呢？幸运的是，人类还有高过所有权势、财富，寿命长过所有王朝、统治者的“文化价值”，这一“文化价值”被“凝固”在所有怀才得遇或怀才不遇的才人们的作品之中，这些作品超越时代、超越肉体、超越历史甚至超越族群、超越国家，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中国人文之魂，历3000年而未变，正是此一倾毕生心血、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创造作品”的精神，此精神与贝多芬、莫扎特、黑格尔、毕加索、凡·高等同在，权力富贵、得失宠辱，皆不能改变此一精神及其成就之作品。

这个由历史作品组成的世界，被卡尔·波普尔称为“世界3”，即与物理世界（世界1）、精神世界（世界2）“并立”的世界3：一切可见诸于客观物质的精神内容，或体现人的意识的人造产品和文化产品。这个由作品组成的世界，它是独立的、超越任何一个族群、世代的，具有自身价值及功能的客观存在。

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不是因为有过多少帝王将相，更不是因为有过多少富商巨贾——尔曹皆与身俱灭，而是因为有这些作品所构成的“世界3”——中国文化作品世界之存在，这就是中国之魂。成就此中国之魂的，恰恰是那些当世困厄、怀才不遇的文化之人。

谁能赢得与时间的赛跑？不是权势富贵、巧取豪夺者，而是这些被成功者嘲笑、专心追求内心大美的文人，这种“反视内听、孜孜以求”的“匠心独运”，正是中国文人之魂。文化决定族群的存在形态。中国之作为文化的延续性，绝对比人种之延续性更重要。骆家辉等可以长着中国的面孔，但骨子里不一定是一个中国人。

区别人之族群归属的标准，不但是人种（血统），更重要的是文化。文化之自觉与创新，往往通过特别才能之人的作品得以呈现。

中国文化的延续及复兴，不仅是因为中国人种繁衍庞大这一客观现实，不是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形成的经世致用的帝王之学，不是中国与周边民族的疆界融合，而是中国文化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文人之魂。这个由中国文人作品组成的文化世界，是中国文化的精华，这些精华构成中国人之“魂魄”。

近现代100年的殖民侵略，西方人、日本人处心积虑搜刮、毁灭、掠夺、歪曲，都没有能够抹灭中国文化的痕迹，这些文化遗产及其精神依旧被当代中国文人所继承、延续。

对于所有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学者）对这个称谓感到羞耻，好像被称为文人就说明自己不成功——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真正根基。

如果文人以赚钱为目标，这才是一个民族文化之魂的堕落。所幸中国历史给了我们足够的信心，即使战争侵略、掠夺毁灭，即使再多的跳梁小丑、洋奴汉奸，也不会灭绝中国文化的真正魂魄，有斯人则必有斯魂，与江河万古同流。

我想起了黄公望（1269-1354年）。他的一生，经历坎坷，早年家贫过继他人，改姓黄，做小吏被牵连下狱，后师承赵孟頫，加入全真教云游讲学，以《周易》卦算之精称名当世。流传千古的，却是晚年所作的《富春山居图》，其跋文寥寥几句，道尽创造一部作品的快乐与艰辛：兴之所至，不觉亶亶布置如许。言其创造之源，乃是发自内在的兴致；阅三四载未得完备”，言其创造耗时耗力之久；最后对“有巧取豪夺者”奉劝，“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

观黄公望之跋文，似有预言此画卷多舛命运之感，想来这是作者对作品极爱且信而生的一种预感吧。我们看历史、看今天之所有认真的创作者及其作品，当生此“知其成就之难”的敬畏，中国文化之道统，将因此一“认真”之精神而延续。

中国不绝如缕的被褐怀玉的文化创造者们，与老子一样，都有不惧世人不我知，也一定要完成自己文化创作、自由思想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文明之光。

吾言易知也，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古来圣贤皆寂寞，也是常情。海德格尔1969年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我说了也白说，没人懂。绝少有人能理解我的思想，他们做不到。

海德格尔甚至说：已经发表的东西，人们从来就没有搞懂。如果写我的思想的人和谈论这些著作的人都闭上嘴，那么至少我至今已经发表的作品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有人读，思的状况会好一些。

后面这段话，放在老子身上，或许更贴切。2000多年几千部老子注，可能比对老子攻击者对老子思想的扭曲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