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二战的废墟上创造了经济奇迹，成为唯一在地理上非西方的发达国家。对此日本人既感到骄傲．又感到缺乏自信。当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纵横驰骋之时，日本人倍感骄傲，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开始经历挫折之时，日本人又因此陷入自卑。他们将经济成功归因于自己的模仿天才。日本企业在战后初期经历了一个学习模仿高潮，“一号机组引进、二号机组国产”是这种模仿战略的形象化描述。日本人自己也认同这个说法，认为是所谓创造性模仿造就了战后日本，而对自己的原创力并没有十足的自信。

　　德鲁克劝慰日本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虽然日本的成功之路的确与美国不同，但日本的成功除了在技术上的引进模仿之外，主要取决于日本人在社会创新方面的天赋。德鲁克指出，如果仅仅因为日本的工业化发生在西方国家之后，就认为日本的工业化不过是模仿的结果，并因此给日本人贴上模仿者的标签，那就犯了所谓的后此谬误。虽然日本是工业化国家中的后起之秀，但模仿并非日本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原因。理由很简单，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并没有都实现工业化。如果仅仅靠模仿就可以实现工业化，那么今日之世界已经没有发展中国家了。

　　德鲁克认为，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它在社会创新方面的杰出成就。在日本的实践中，社会创新要比技术创新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人们长期以来对社会创新视而不见，大大低估了它的重要作用。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之时，日本很不情愿地打开了门户，开始建立学校和大学、设立公共服务系统、设立银行和工会。日本人在这些领域显示了超人的社会创新能力。德鲁克认为，社会创新是比技术创新更加困难的工作，一辆列车从伦敦开往利物浦与从东京开到大阪并无不同，但要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机构就要复杂得多，它必须既是现代化的又是日本的。技术可以用低成本输入，不需付出多大的文化风险，而组织机构则需要植根于本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才能成长繁荣起来。

　　德鲁克指出，日本人的创造性还体现在他们的战略思维上。日本人在电子技术领域的成功就是一例。1947年，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人们立刻意识到这个发明将取代收音机和电视机上的电子管。然而，尽管美国企业都知道这个趋势，最先采取行动的却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一家日本小企业——索尼公司。索尼的创始人——时任公司总裁的盛田昭夫闻讯立即前往美国，以低廉得近乎荒谬的2．5万美元的价格从贝尔实验室买下了晶体管的生产许可证。两年之后，索尼推出第一台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重量是电子管收音机的1／5，价格是其1／3。三年后，索尼公司的产品占领美国低价收音机市场；五年后，索尼公司占领了全球收音机市场。索尼公司的成功在电视机、电子手表、袖珍计算器和复印机等等领域被日本公司广泛复制，日本企业在各个领域成功地击败了美国对手，获得了产业控制权。

　　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人对自己的金融体制、企业与银行的关系、环状持股的企业制度、终身雇佣制度乃至教育体制进行了全面的反省。许多日本人将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再度落后于美国归因于日本人缺乏原创性，并认为教育系统要为压制和扼杀日本人的原创性承担不可推卸之责任。美国学者沃洛诺夫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指出了这一点。

　　德鲁克劝告日本人大可不必如此悲观。既然日本人在社会创新领域成就卓著，那么也就没有理由将现在面临的问题归因于缺乏创造性。他说认为日本教育系统本身并没有错，日本人有自己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以日本艺术为例，日本人在绘画方面就表现了丰沛的创造力。在西方艺术中，往往一个时期只有一种流行的风格或审美观，而日本艺术在每个时期总是有六七种不同的审美观和作品风格。日本学校也并非一无是处，问题只是战后大学教育的普及并未反映到就业系统中来。大企业仍然只是从极少数顶尖大学录用新人，因此造成教育制度的扭曲。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只要企业向所有大学毕业生敞开大门，就可以改变这种状况。

　　日本人是有着特殊个性的民族。模仿与创造之间也许存在着矛盾，但在日本人的性格中却能够并行无碍。人类文化学者本尼迪克特女士对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做了描述，“大和民族实在是一个有着奇特的矛盾个性的民族，他们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变通，既顺从又不甘被人摆布，既忠诚又善于接受新事物”265。日本企业既善于模仿又善于创新的独特能力，从上述描述中也许可以找到一种解释。